中國考古學的誕生與發展

“五·四”運動前后,西學東漸,在帶來“科學”、“民主”思想和先進科學知識的同時,也帶來西方人的妄自尊大,一些西方學者鼓吹“中國文化西來說”;國內也有人妄自菲薄,否定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代,對中華文化的認同發生動搖。長此以往,國將不國。追根溯源,尋找實據,證明古史,重建民族自信,成為攸關國家命運的一件大事。此后不久,一批中國學者懷著強烈的責任感,開始了對周口店、殷墟等古文明遺址的考古發掘,中國考古學應運而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考古得到全面發展。新中國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就設立了國家文物局,并頒發了保護古代文物的法令;恢復了周口店、殷墟兩項中斷多年的考古發掘;在中國科學院成立了考古研究所,在北京大學設置考古專業;各省區市也相繼成立文物管理委員會,負責當地的文物保護和清理發掘工作。在考古發掘和研究的實踐中,各地考古隊伍日益健全起來。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田野考古工作范圍不斷擴大,發掘水平得到提高。在黃河上下、大江南北,考古工作者對史前時期的半坡、北首嶺、廟底溝、屈家嶺、北陰陽營等遺址和大汶口墓地,對商周時期的二里頭、鄭州、豐鎬等遺址和洛陽東周城、侯馬晉城、漢唐兩京城址、元大都遺址及其他重要遺址進行了規模較大的發掘。在輝縣琉璃閣的發掘工作中,首次成功地剔剝出一座完整的車馬坑,受到西方考古學家的贊譽。

改革開放后,我國考古事業走向繁榮。19794月成立了中國考古學會,其后一些省區市也相繼成立了地方考古學會及相關的研究會;考古學得到迅速發展,加強對外交流,引進科技手段,開拓了水下考古和航空攝影考古領域;大遺址考古發掘得到加強,黃河流域所作重點發掘尤多,長江流域和華南地區也有多處遺址發掘,西南邊疆、北方大漠也都發掘過史前遺址,數量之多,分布之廣,規模之大,前所未見。

田野考古達到較高的科學水平。原始聚落遺址和氏族公共墓地的發掘,力求全面地揭露布局情況,復原當時社會生活全貌;古代城址的勘察,著重了解整體規劃,確定城垣范圍和城門位置,探尋主干大道和重要建筑遺跡;對那些古今重合的城市,則充分利用文獻資料,根據現存的古建和可以肯定的舊街道等遺跡,結合以重點鉆探、發掘,較好地復原古城的平面布局;清理大型墓葬時,妥善處理糟朽不堪的漆木器、絲織品、帛書、帛畫,使之得到較好保存;對于散亂的玉衣、鎧甲、簡牘,在清理過程中,特別注意各個零件的位置和相互關系,仔細觀察和做好記錄,以復原它們的整體。考古發掘還擴大到古代礦場、作坊、窯址、工場和沉船、橋梁等。

我國考古工作者積極探尋人類的起源和進化過程,為全世界舊石器時代考古作出重要貢獻。他們對中國境內的古人類文化遺址進行了系統的發掘和研究,揭示出了一二百萬年以來直立人、早期智人至晚期智人在中國境內的進化過程及其生存活動情況;對中國農業起源的考古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以充分的證據證明距今1萬年以上;理清了廣闊地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序列,建立了史前文化的系列和編年框架,提出了區、系類型的考古學理論;隨著西安半坡、臨潼姜寨等史前村落的揭露,對聚落形態的研究有了新進展;對紅山文化、良渚文化、龍山文化等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獲得重大成果,引起了世界考古學界對中國文明起源問題的關注;在豫西及晉南地區對夏文化進行了連續、深入的探索,找到了夏人活動的中心區域。在鄭州地區發現了二里崗文化遺存,從而確認了早商文化;對中國古代城市和其他重要遺址、墓葬的發掘也獲得世人矚目的成就。甲骨、簡牘、帛書等文獻又有許多新的發現,為歷史研究提供了大批重要史料。

從半坡新石器時代遺址、廣漢三星堆的發現與發掘,臨潼秦始皇陵及兵馬俑坑、西安漢長安城遺址的勘探與發掘、大同云岡石窟的調查與發掘,到甘肅敦煌石窟的發現、隋唐洛陽城及宋代衙署庭院遺址的勘探與發掘,北京明定陵的發掘??新中國考古碩果累累,舉世矚目。近二年來,青海民和喇家史前遺址、河南偃師商城商代早期王室祭祀遺址、四川成都金沙遺址、貴州赫章可樂夜郎時期墓葬、浙江杭州雷鋒塔地宮的考古發掘和陜西秦始皇帝陵園的考古新發現,從不同側面反映了不同時代的人類文明史發展特點,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通過這些考古發現,人們可以感受到華夏祖先如何以勤勞和智慧開啟人類文明;循著青銅文明、甲骨文字、四大發明,人們可以看見中華文明發展成熟、走向輝煌的歷史軌跡。無論秦俑漢陵、塞上長城、長安古都,還是金印玉璽、簡冊帛書、寶寺佛屠、秘瓷金樽,無不記載著文明古國的繁華和榮耀。近年來,考古工作者積極配合國家經濟建設,對古代文化遺存做了大量的搶救性發掘工作,同時也主動為解決學術課題而進行發掘。僅去年,全國就有4000多個考古工地同時作業,發掘出大量文化遺物,再現了中國古代文化輝煌,極大地提高了中國古代文化在人類歷史中的地位。

在世界范圍內,考古學從誕生到現在,已走過近200年的歷程。按其發展的不同階段,可以概括為萌芽期、形成期與初步發展期、基本成熟期、轉變期、全面成熟期和繼續發展期。

萌芽期(文藝復興至19世紀20年代)

萌芽期的主要特點是搜集和研究古希臘、古羅馬和古埃及的文物,調查歐洲古代遺跡、北美印第安人遺留下的古跡。從研究古物的意義上說,中國從宋代開始的金石學傳統可以被認為是考古學的萌芽,但并未涉及古代遺跡的研究,也沒有直接發展成為近代考古學。

形成期與初步發展期(19世紀2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    形成期以19世紀20年代北歐學者西蒙森和湯姆森相繼提出的“三期說”,即把古代按照生產工具的質料劃分為石器時代、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三個時期的觀點,并由湯姆森按這一分期陳列博物館的文物,及發表專著進行闡釋為代表。地質學中按土質、土色區分地層的方法被引入考古學,成為“考古地層學”,它使考古學的研究擺脫了古物學僅僅研究遺物形態本身的局限,走上了科學的軌道。這一時期,在埃及、兩河流域和歐洲展開了一系列考古發掘,如對著名的意大利龐培遺址的發掘。

初步發展期(1867年至1918年前后)的考古發掘逐漸科學化,挖寶式的發掘受到批評。按層位發掘,準確記錄一切遺物的出土位置并將它們全部收集、充分及時地公布發掘成果為人們所推崇。與此同時,出現了被稱為考古學兩大基本方法之一的“考古類型學”,即根據遺物的形狀和紋飾的不同對其進行分類研究,以闡明這些遺物之間內在的關系。考古地層學的普遍應用和考古類型學的出現是這一階段最具代表性的標志。考古學理論則主要是運用相關學科的傳播論和進化論。

基本成熟期(20世紀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    基本成熟期(20世紀20年代初至50年代末)可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期(20世紀20年代初至30年代末)的標志是考古學理論的豐富和創新、考古工作范圍的擴展和重大發現的增多。這一時期獲得了一批重要考古發現,在一些考古工作開展較早的地區,初步建立起考古學文化序列。此外,考古發掘和研究的地區從歐洲和近東向東擴展至中國和印度,拉開了這兩大文明古國近代考古學的序幕。河南澠池仰韶村、山西夏縣西陰村、河南安陽殷墟、山東章丘城子崖、北京周口店等一批在中國考古學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考古發掘就是在這個時期開始的,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果。從這些發掘,特別是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中逐漸摸索出來的一整套發掘和記錄方法為田野考古奠定了基礎,在中國考古學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

后期(20世紀40年代至50年代末)的標志是考古學理論的改進。由只注重研究遺物的形式,變為將年代學與遺物的功能研究相聯系;通過遺跡和遺物研究過去人們的行為;運用聚落形態研究的方法探討社會組織結構;開始注意研究文化變化與環境之間關系等,這些后來成為考古學研究主要的理論和方法,都是在這一時期出現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國學者戈登柴爾德依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提出的“農業革命”和“城市革命”的理論,對世界考古學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20世紀50年代是新中國的考古學開始起步的時期。以西安半坡和河南廟底溝為代表的史前時期聚落遺址,河南輝縣、三門峽等墓地以及鄭州商城、安陽殷墟、長安豐鎬、漢唐長安和洛陽等古代都城都在這一時期開展了較大規模的考古工作,為了解其文化內涵提供了新資料,并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聚落、墓葬和都邑考古發掘方法。

這期間,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北京大學聯合舉辦了四期考古訓練班,培養了一大批田野考古專業人才,北京大學和西北大學又相繼設立考古專業,開始招收全日制大學本科生。被稱為中國考古學“三大雜志”的《考古學報》、《考古》和《文物》都是在這一時期創刊的。

這個世紀的最后幾年,中國考古學無論是在發現和研究上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這些成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一批重要的古遺址和古墓葬在這時期被發現和發掘,為考古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并開辟了新的領域。例如,位于長江、黃河兩大水系分水嶺兩側的陜西洛南盆地和腰市盆地新發現的數十處舊石器地點,對認識中國南方與北方舊石器文化的關系提出了耐人尋味的問題;湖南澧縣八十垱遺址發現的我國年代最早的環壕聚落(并有圍墻)、大量不同種類的稻谷和伴出農具,對研究中國新石器時代中期偏早階段的稻作農業及社會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成都平原龍山時代古城址群的發現和發掘,使人們認識了一種早于三星堆文化的新的考古學文化 “寶墩村文化”,為探索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原因和長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交互關系奠定了基礎;河南安陽市洹北商代中期的花園莊商城的發現和確認,彌補了商代都邑發展過程中商代前期的鄭州商城與商代后期的安陽殷墟之間的缺環,使商王朝歷史的考古學觀察建立在更可靠的基礎上;西漢初期的廣州南越王宮署遺址、北魏都城平城的辟雍和明堂遺址、元朝陪都元上都宮殿遺址的發掘,在中國城市建筑史的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浙江寺龍口越窯的發掘,提供了越窯從唐到南宋初發展的地層證據,糾正了陶瓷史研究中的一些錯誤,堪稱越窯考古的重大突破……。此外,從1997年開始實施的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考古發掘項目“三峽水庫淹沒區及遷建區地下文物的搶救保護工程”,全國考古科研機構和高校考古專業的考古工作者幾乎都云集在三峽庫區,每年發掘的面積超過了10萬平方米,先后發掘的重要遺址就有重慶豐都縣煙墩堡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豐都縣玉溪前仰韶時代遺址、忠縣哨棚嘴仰韶時代至龍山時代遺址、忠縣瓦渣地及羊子巖(中壩)周代工業遺址、忠縣半邊街(崖腳)和云陽李家壩等     戰國墓地等,這些都為研究三峽地區的遠古人類的活動、古代文化的發展進程、巴國歷史及其與楚國和蜀國的關系、先秦陶器制鹽和相關產業、歷史時期的政區地理等課題搶救出大量珍貴資料,籠罩在三峽地區遠古歷史之上的迷霧也正在被逐漸揭開。

其次是一批重要的考古報告在“九五”期間問世,這些考古報告既是發掘者和報告整理者對某一考古材料的初步研究的成果,又為更多的研究者作進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在這些新的考古報告中,有的是已經發掘出多年,迄今才整理完畢的重要考古材料,如新近出版的大汶口文化的《兗州王因》報告。又如可能是中國第一個早期中央王朝都城遺址的河南偃師縣二里頭遺址,該遺址從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正式考古發掘報告《偃師二里頭》也是在這期間出版;更多的是近十余年新的考古發現,如新石器時代的《舞陽賈湖》、《肖家屋脊》、《寶墩遺址》、《岱海考古》等,夏商時期中原地區的《垣曲商城》、《鄭州商代銅器窖藏》,北方地區的《大嘴子》、《大甸子》、《朱開溝》,南方地區的《新干商代大墓》、《三星堆祭祀坑》等,西周時期的《洛陽北窯周人墓葬》、《天馬-曲村(19801989)》、《張家坡西周墓地》、《三門峽虢國墓》等,東周時期《銅綠山古礦冶遺址》、《厝墓-戰國中山國國王之墓》、《太原晉國趙卿墓》,漢唐時期的《漢長安城未央宮》等,就連長期以來很少系統報道考古發現的西藏和新疆也有《拉薩曲貢》、《新疆察吾乎》這兩部重要的報告出版。這些考古報告除了揭示了一些新的考古學文化(如寶墩村文化、朱開溝文化、曲貢文化等)的面貌、彌補了區域考古學文化的缺環外,還促進了稻作農業的傳布和發展、城邦社會到中心都邑的轉變、夏商歷史的考古學觀察、周人貴族墓葬制度、中國區域青銅文化及其文明地位、古代金屬采冶技術及其組織、中國古代都邑等課題的研究。有些重要的考古報告一出版就在學術界產生了強烈的反響,三星堆祭祀坑的報告出版后,很快就召開了兩次國際學術討論會,反映該領域研究成果的一套叢書也將在近期出版,即其一例。

其三是涌現了大量新的考古學論著,其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較以前有了較大的提高。在綜合考古研究方面,“九五”期間,北京大學考古學系承擔的多卷本《中國考古學》這一國家社科精品項目,現在已經接近于完成。該書全面綜合分析了 中國本世紀考古資料,構架中國考古學的基本框架,并為用實物資料重建中國上古史和更全面地認識中國秦漢以后的歷史奠定了基礎。歐美學者集體編寫的《劍橋中國先秦史》則并列采用文獻材料治史和考古材料治史兩種不同的研究途徑,不強作折衷,其考古研究部分集中反映了目前西方的中國考古學者對中國文明起源到秦統一時期的文明進程的理解和研究水準。在區域考古研究方面,良渚文化研究的匯集《東方文明之光》和《良渚文化研究》兩書幾乎涵蓋了良渚文化研究的主要領域,代表了目前國內外這一領域研究的水平;《東北亞考古研究》對遼河流域古代文化的變遷和各階段的代表性遺存進行了多視角的探討,并對該區域文明的淵源及其對日本的影響作了有益的探討。在專題考古研究方面,“九五”期間更有《藏傳佛教寺院考古》、《環境考古研究》、《東亞玉器》、《中國古代制陶工藝研究》、《漢唐之間宗教藝術與考古》等。此外還有不少已經公開出版的博士生學位論文。這些專題考古學論著擴大了研究的范圍,有的研究課題是過去未曾或很少涉及的。

其四是新的自然科學手段在考古學上運用更加多樣。在田野考古記錄手段上,我國考古界已經有多個考古教學和科研單位自行開發了田野考古資料計算機管理系統或數據庫,并運用GISGPS數據采集儀記錄和保存考古數據,使用電子全站儀測繪和記錄考古遺存,考古學的記錄手段已開始跨入數字化的門檻。在考古材料的測年技術上,除了繼續使用先前已有的諸如常規C14、熱釋光等測年技術以外,還建立或改進了加速器質譜的C14、光釋光、不平衡鈾系法、電子自旋共振法等測年設備,測年手段更加多樣,測年數據更加精確。在遺存性質的分析上,考古研究者除了注意通過篩選、浮選、孢粉采樣等傳統手段來獲取更多的信息外,微量元素分析、遺物的成分分析等手段也得到了較多的運用;并已有考古機構與遺傳學科研機構合作,開始了提取古代人骨中DNA來研究古代族屬的嘗試。在考古學研究方法上,區域考古更加受到重視,出現了多篇(部)綜合研究一個自然地理區域的論著,吉林大學、山東大學的考古系還與國外大學的同行合作開展了小流域的區域考古研究。“九五”期間進行的備受關注的夏商周斷代工程,雖說是為了解決中國歷史時期初期的年代學問題的一個國家科研項目,最后的結項報告也沒有完全達到預期的目的;但通過這項研究,改進了測年技術手段,積累了一大批年代數據,為中國考古學的年代學基礎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极速时时开奖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