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材料特征的意義

對于中國考古學的學生與研究者而言,經常面臨一個問題,或者說是中國考古學中最為困難的問題,就是發現了一批考古材料,進行了整理研究,但是不知道這些材料有什么意義。無論多么細致的描述都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沒有意義的描述又有什么價值呢?

任何物品的特征都是無窮無盡的,為什么要選擇這些特征,而不是那些特征?憑什么陶器的形狀要比陶器的功能更值得研究呢?考古學家選擇研究哪些特征顯然是與考古學家所感興趣并試圖解決的問題相關。

從考古材料中找到能夠研究的特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常常是你想了解某個特征,但所有的考古材料中都語焉不詳,讓人無比郁悶。

以上所說,實際上涉及到考古學理論的三個層次,解決考古材料特征的意義需要中程理論,解釋為什么要研究那些問題涉及到高層理論,而從考古材料中獲得可以研究的特征是低層理論的范疇。

高層理論決定我們應該去研究什么,馬克思主義關注社會矛盾斗爭,強調經濟基礎,所以馬克思主義考古學家必定要去研究與生產力、生產關系相關的因素,如技術、經濟方式、社會分層等等。進化考古學關注人類社會的進化問題,所以考古學家要去研究文化基因(meme),從考古材料中去尋找具有文化基因性質的東西。生態考古學關注人與生態環境的關系,所以要從考古材料中研究生態材料(ecofacts)。后過程考古學家關注性別、地方、階層、殖民地、體驗等等因素,與之相應,在考古學研究中應該關注對應的材料。

我們要研究什么呢?我們想知道什么呢?這些問題對中國考古學來說是極其難以回答的,我們為什么研究,因為研究可以來錢!因為研究可以創造名譽、地位!為什么研究?為了展示中華民族歷史悠久輝煌燦爛無盡綿延澤被后世的古代文化!我們關心科學么?我們關心現實社會么?我們關心人類命運么?我們為什么研究呢?反復地詢問,但是很遺憾,我在現實中沒有找到一個讓人心服口服的答案。也許正因為我們不知道要研究什么,所以我們在尋找考古材料特征的意義的時候,格外地彷徨,格外地迷惘!

無論如何,我們會把考古材料整理出來,從中找到了一些特征,但是這些特征與古代人群有何關系呢?我們并不知道,我們缺乏合適的辦法去知道。在舊石器考古學領域,我們經常面臨一堆石器材料,分類描述統計完畢,歸納出若干特征:什么什么石料最多,哪一種器物占主導地位,占多少比例,修理方式如何如何……,然后呢?沒有然后,然后結束了!要了解石器材料的特征需要了解使用石器的狩獵采集者是如何生活的,舊石器時代的狩獵采集者早已消失,但是近現代民族志中,以及利用民族志與民族考古調查,考古學家對于狩獵采集者的文化適應機制有了相當的了解,其中比較出色的包括文化生態學與行為生態學。知道狩獵采集者適應的基本原理,我們就可以去推導、去預測、去驗證。比如說流動性降低之后的狩獵采集者必定要在一個地方待更長的時間,那么他們制作石器的整個流程就更可能發生在這個地方,于是我們就可以找到從石核到石片、斷塊、斷片等產品,代表操作鏈的所有階段;如果是一個高度流動的群體,那么就可能帶入成品或半成品工具進入遺址,也就是更多外來的原料,代表操作鏈的產品不完整。如果我們去統計這些類別的石制品,可以期望得到定居者與流動者不同的特征。毫無疑問,民族志中狩獵采集者與舊石器時代的狩獵采集者有區別,但是適應機制上差別是有限的,所以賓福德反對單件器物的類比,而強調文化適應機制的探討。

類似的研究就是實驗考古學,當代考古學研究者的實驗只能近似地模仿古人的行為,但這不是說實驗考古學就毫無價值。就像我這個暑假仿制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石鏟,我用的是建筑用天然板材,跟古人的板材有區別,我們的使用方式、力量素質、使用技巧與古人都有差別,但是這些都不能否定我們能夠了解古人石鏟的方式,這種菲薄的石鏟如果用作鏟,非常容易撬斷。現在如此,古時候也是如此。實驗考古學具有很強大的力量,當代科學研究大量采用實驗的方法,連當代哲學中都興起了實驗哲學的分支。通過實驗是了解考古材料特征之意義的良好方法之一。

在新石器考古領域,民族考古學同樣非常有價值,不過關注的重點發生了改變,舊石器考古學研究者更加關注文化適應方式的進化與變遷,新石器考古學研究者更關注是社會的復雜性進程,為什么農業社會越來越復雜?為什么文明能夠形成?處在不同發展階段族群的民族學與民族考古學研究不僅提供了豐富的參考材料,而且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框架。新石器考古學者關注社會發展理論,關注文化心理結構等,就像狩獵采集者研究之于舊石器考古學家一樣,這些理論與材料成為新石器考古學家必不可少的參考。

從考古材料中發現特征的方法很多,以地層學與器物類型學相結合的方法就是一個比較成功的方法,長期為中國考古學所應用。如今通過考古統計、GIS區域分析、遺址資源域分析等等方法可以幫助考古學家發現大量零碎考古材料中所包含的特征;運用自然科學方法,諸如動物、植物、地質、DNA、生化分析等等手段也是獲取考古材料特征的重要手段。以舊石器考古為例,尋找考古材料的特征的方法不僅依賴地層學、類型學,更重要的是要拓展分析的材料,從前只研究石核、工具,如今廢品分析成為重要的內容,包括石片、斷片、斷塊、碎屑等在內的廢品能夠說明很多問題,而從前的研究很少注意到。通過微痕分析了解使用痕跡特征,通過殘留物分析了解所加工的對象,通過地化分析了解原料產地等等,目的都是為了獲取石器材料更多的特征,為進一步的分析奠定扎實的基礎。

三個層面的研究都很重要,并不因為名稱高中低而有地位的高中低區別,在考古學研究中都缺一不可。中高層理論在中國考古學中研究非常缺乏,中層理論中實驗考古、民族考古學的工作都非常有限,高層理論的研究基本是一片空白。中國考古學為什么要開展研究?應該去研究什么?應該怎么去研究?這些問題很少有人去反思,偶爾開個頭,就戛然而止。中高層理論的貧乏導致低層理論領域增長乏力,大家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你不知道所要獲取的考古材料特征有什么意義,那么你就很難打起精神從考古材料中“榨取”相關的特征——這通常是極為繁瑣單調的工作。

建設總比批評難,單純就現狀而論,我們應該怎么辦呢?通過地層學與器物類型學建立起來的考古材料特征,很難說有什么意義。新石器考古還稍好一些,舊石器考古領域那種神鬼莫辨的分類能夠說明什么呢?也就神仙才知道。如果說新石器考古是希望通過考古學文化的關系分析進而討論人群之間的關系,那么它還需要解決幾個中介理論問題,一是風格分析,究竟哪些風格能夠代表一個群體,這些風格究竟代表著什么(人群共同的心理結構?);二是傳播論的問題,它在什么情況下成立,傳播論顯然不是一無是處,因為我們的確可以看到文化的傳播,但是把特征的擴散都視為傳播恐怕又走過了頭。在當前情況下,我們需要認真思考考古材料特征意義的問題,否則一篇論文看下來,一多半器物描述的內容真是浪費紙張,更讓人傷感的是浪費了生命。對于材料報道者而言,需要充分全面地報道所有發掘材料,不要只是選取幾件所謂的“典型標本”描述一下了事。就舊石器考古遺址而言,必須從平面、剖面介紹出土物之間關聯,發表所有的材料,包括廢品,什么原料、多少數量、加工方式如何等等。相對而言,新石器考古的報告更具有選擇性,碎陶片基本被忽視了,只有完整器物才有意義。如果你不知考古材料的特征在哪里,意義是什么,至少應該全面介紹材料,讓學術界能夠群策群力去研究。

對于學生而言,需要做的是跳出考古學,拓寬視野。史前社會早已消失了,我們看不到,但是類似的社會曾經存在過,留下了許多鮮活的材料,能夠給我們更加具象的認識。對舊石器考古研究而言,狩獵采集者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參考框架,研究狩獵采集者的角度很多,文化生態學與行為生態學是比較有幫助的,尤其是在研究史前文化變遷上,如農業起源這樣的問題。實驗考古也是有效的途徑,國內外研究歷史已經超過四十年,積累了不少有益的信息,都可以幫助我們認識考古材料特征的意義。高層理論領域實際上與政治關聯并不是很多,完全可以去做。只是我們都是這個教育制度的犧牲品,完全缺乏理論思維的訓練,很早就被教殘廢了,我們現在需要“身殘志堅”,發揮主觀能動性,克服困難,突破障礙。不能還像高中生那樣等著老師來灌輸,需要創造性地學習,探索適合自己的方法,尋找自己期望解決的問題。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不會在一堆考古材料面前手足無措,或是不問為什么,只是重復公式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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