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考古”讓公眾看到些什么?

是“曹操墓”考古,讓公眾方知還有“公共考古”這一說。意即作為公眾一員,是可以了解某一考古情況,并可發表看法的那種。按國家文物局長單霽翔的話說,就是“尊重廣大公眾對考古和出土文物保護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和受益權。”是“曹操墓”考古,讓“公共考古”更具現實意義和廣泛群眾基礎。“文化遺產日”的“曹操墓”直播,似可看出這種“需要公眾”和“公眾需要”的相向而行。直播在即,公眾便被熱情洋溢的輿論所吸引。諸如“曹操墓”又將揭密:一、二號墓是什么關系?方形坑有何秘密?一號墓主到底是誰?二號墓還有什么重要發現等等,惟恐公眾不關注,將公眾的興趣調動得極高。后來的結果卻讓公眾落得個無奈的失望:一、二號墓關系——“糊涂”還是那個“糊涂”;方形坑秘密——“空無”還是那個“空無”;一號墓墓主——“懸疑”還是那個“懸疑”;二號墓發掘——“迷惑”又多一次“迷惑”。面對如此情景,公眾總得問一問,猜一猜吧?便又涌出了質疑。也成就了“公共考古”意義上的“參與”。

 

如此這般幾番拉鋸式互動,不得不讓公眾從頭回想,“曹操墓”這樁考古事,為何有著這么多“古怪事”呢?

 

 

一、從“棒喝”外行到“公共考古”。

 

 

元旦前,隨著“曹操墓“發現消息的發布,質疑聲隨即而起,公眾的“參與”熱情空前高漲。不幸的是這些質疑的“外行”們,隨即遭到了主證”內行“的迎頭棒喝。既然專家型的“外行”們都不能多言多語,對于更外行的一般公眾來說,也自應緘口莫言了。由此這一段的質疑也表現出一些情緒上的壓抑反抗。直到114日,社科院考古所“公共考古論壇”會標掛出。公眾方知還有一個名堂叫“公共考古”,他們似乎找到了對這一考古事開口說話的正當理由。也讓棒喝者清楚不能這樣魯莽地對待公眾發聲。由此看來,“曹操墓”考古,將以其群眾參與的廣泛性而成為中國考古史上一個特殊個例而可載入史冊。

 

 

二、軟乎乎“六大證據”何能硬朗朗證明“非曹操莫屬”?

 

 

不管是“六大證據”,還是“九大證據”,有好些卻讓公眾難以信服。面對那些講不通的理,信不過的物,公眾不知是該懷疑專家的專業水平呢,還是應懷疑自己的眼睛。這些證據明擺著軟弱蒼白、很多漏洞,卻被主證者美名曰“一個完整的證據鏈”。比如地理特征解釋的“蒙混過關”,比如西門豹祠的“偷梁換柱”,比如遺骨身份的“掂著結論找證據”,比如薄葬之說的“理屈詞不窮”等等,都表明這些證據軟弱不力難可信。而主證者卻完全不在乎這些,只顧一口咬定“非曹操莫屬”一句話,似乎這樣就一通百通了。

 

 

三、“考古論壇”未能“蓋棺”,“兩會”南下強行“定論”。

 

 

1月上旬社科院考古所的專家組行動,無疑是及時而正確的。它出現于質疑聲愈演愈烈之際,它側重于擺事實、講道理,恰有平息爭論,主持公道之效果。一句“如果蓋棺定論,還有很多工作要做”的結論,公正而客觀地將質疑紛爭消弭于煙熄。但是好景不長,之后的“非曹操莫屬”之聲并未稍息,一些媒體和節目繼續毫不松口、固執己見,顯出執意進取之勢。3月份,幾位重量級專家在京利用重要場合力挺“曹操墓”。4月份,中國秦漢史研究會、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首度聯手,聚首安陽召開兩會會長聯席會議,以“11位正副會長”外加幾大特邀權威的豪強陣容,來為曹操墓“蓋棺定論”,將力挺之勢抬到最高權限。

 

從“不能蓋棺定論”到“判斷正確、定性準確”;從社科院考古所,到史學界“兩會”組織,演繹著權威否定權威,不見得合情合理的否定,給全國公眾上演了一堂頗具“戲劇性”的公共考古課。行動如此對立,結論如此相悖,是公眾有目共睹的。盡管“公共論壇”專家本無意將自己置于“反派”位置,但已身不由己。孰是孰非,誰對誰錯,這時的公眾只能擦亮了自己的眼睛細細看。無人能給你正確答案,因為權威們迥異的答案也讓公眾不知該信誰、不該信誰。

 

不過細心的觀眾,對“兩會”組團南下為“曹操墓”蓋棺定論之舉有所擔心,他們深為“兩會”此舉感到困惑和擔憂。

 

困惑的是“兩會”的活動時機不對頭。既然意欲為“曹操墓”拿出更權威的定論,就必須帶些硬證據來,或者等一號墓發掘完畢,有更充分證據時出手。其實不然,他們卻在“曹操墓”停止發掘后,不可能有新證據補充的情況下出動了。明知無“米”,何能為“炊”?拿什么來“定論”?為什么這么做?這是人們所困惑的。

 

擔憂的是“兩會”所作結論會使自己喪失權威性。結果權威的“定論”證實了公眾的擔憂,籠統、含糊、原則話式的幾條結論,不可能具有新意和權威性。不過是為之前幾大證據的“背書”而已。這樣缺少份量的“定論”,實在與“兩會”至高無上的學術權威身份不相符合,其結果非但未給“曹操墓”加了分,反倒讓“兩會”權威減了分,更未給公眾來一個釋疑解惑。顯示出“逢場造勢和捧場”的純粹性。

 

 

四、“兩次實際檢驗”抵不上一個口頭“不影響定性”。

 

 

短短半年時間,“曹操墓”便經歷了先后兩次考古意義上的“實際檢驗”。第一次是曹休墓的比對,暴露出“曹操墓”的級別原來只與曹休一個等級,并不適合于曹操身份。這本該引起“曹操墓”主證人的警覺,但其卻以“曹休墓級別比不上曹操墓”為由而倉促過關。第二次是央視直播一號墓的發掘,一號墓以其土坑墓的狀態徹底否定了它與二號墓的依存關系,表明二者間互不相干的關系。這樣的大“反證”,對“曹操墓”形成顛覆性否定。但在主證人看來,這卻“并不影響曹操墓的定性”。豈有此理?公眾心中似乎更有數了,據此看來,還有什么能撼動“曹操墓”的定性呢?由它去吧。

 

 

五、“曹操高陵”有名無實,“十大發現”已納其中。

 

 

612日“文化遺產日”“曹操墓”央視直播暨一號墓攤牌為標志,“曹操高陵”已進入有名無實狀態,因為它已連續兩次遭遇致命性不利反證,其前景非常渺茫,要想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曹操高陵”似無可能。但就在這形勢明朗不足24小時之前,“2009中國十大考古發現”評選,卻以非全票贊成之勢,將“曹操高陵”納入其中。這無疑讓公眾又一次領略到考古界的風云莫測,氣候異常。

 

 

公共考古,讓公眾看到的不僅是文化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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